■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 陈蓝蓝

  《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指出，2008年毕业的559万高校毕业生中，有73.56万人毕业半年后仍处于失业状态，有16.51万无工作无学业又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即所谓的“啃老族”。与此同时，在高校繁忙的就业季节，校园里也悄然出现了希望通过进入婚姻而避过就业难题，过上舒适生活的女大学生“急嫁族”。

  “经济不景气，回家找爸妈”的“啃老族”和“找不着工作，出门找老公”的“急嫁族”，作为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独特现象，一方面折射出部分大学生焦躁盲目的心理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教育困境及就业困境，同时更带来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职业生涯缺乏明确定位、就业期望过高是大学生“啃老族”、“急嫁族”形成的内在原因。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重仅为5%，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35%和23%。我国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本不应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状况。但据调查，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去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就业的占70%，愿意到国家机关就业的高达50%，而来自乡镇的毕业生仅有2%愿意回到家乡工作。与此同时，我国西部等边远地区、中小企业和基层需要大学生的智力支持却得不到有效满足。这种劳动经济学上的“选择性失业”是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就业观的集中反映。

  中国传统的家本位特点和家庭的强关系加剧了大学生对家庭的依赖程度。中国家长重视子女的身体健康，而忽略了关系其人格成熟的精神性指标。大学生在溺爱中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取向，走不出“精神断乳期”。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重回家庭或寻找新的依靠便成了一条捷径。

  用人单位的“唯高学历是举”和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歧视客观上为“啃老族”、“急嫁族”的形成推波助澜。近年来的高校扩招造成劳动力市场大学生供给“虚火旺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未带来大众化的就业观和用人观。纵观各路招聘会，无不高举“硕士、博士”的学历要求；而女大学生毕业后面临的婚姻和生育等客观问题，与用人单位希望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相矛盾，就业竞争加剧。部分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在对“体面就业”的遥遥盼望中自觉加入了“啃老族”、“急嫁族”大军。

  “啃老族”、“急嫁族”的出现是社会变革之痛。让他们以更健康的心态步入社会，成为创业、奋发、拼搏的一代，需要他们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尽早进行职业规划、提升自身竞争力是改变大学生就业劣势的根本保证。只有切合岗位需要、创造价值才能被用人单位所青睐。进入大学开始，大学生便应该在认清自我特别是与专业相关的专长的基础上，锁定职业目标并有意识地为此付出努力。这包括在能力上扎实学好专业理论知识，创造机会参与实践、增强处理实务的能力；包括在行为养成方面，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形成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包括在自我认识上克服好高骛远和眼高手低的惯性。

  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新时期“望子成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亲子一体化关系意味着家人对子女全方位的无条件的奉献，造成其长大后对家庭的习惯性索取和依靠。改变以往的教育理念，由“授子以鱼”转变为“授子以渔”，培养其敢于挑战、不断超越和自由发展的意识，通过承担责任来实现自我价值。

  高校开展职业匹配教育和就业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观，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专业化、精英化教学模式的天然缺陷容易导致学生自我期望过高而又不适应现实社会。高校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经验，保证必要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建立系统的课程培训，邀请专业人士为学生进行求职心态的调整和择业技巧的教授，甚至通过“一对一”的辅导，引导学生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努力寻求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汇合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够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地方去。

  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是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的必要保障。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通过立法来反对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保护劳动者的就业平等合法权益；通过培育单位公平理性的用人观念，承担起提供经验培训的社会责任，实现“人适其位、人尽其才的”的人岗匹配，创造和谐健康的用工环境。